阎渤深：在理科优势下如何实现文科突围

兴趣和志向：帮我明确了方向

Q：除了申请伦敦政经还申请了哪些学校？

Y（阎渤深）：还申请了达特茅斯、欧柏林等美国学校。

Q：所有的申请都是偏文科专业吗？

Y：都是申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如果可以同时申两个，那么我两个都写，如果只有一个，那么有国际关系就申国际关系有政治学就申政治学。

Q：就很笃定了这个方向，对吗？

Y：对，方向确定的越早越好。

Q：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类学生，有的学生天资很高学得很快，有的学生可能学的慢一点属于后知后觉，我记得你拿到申请录取比较晚，不像一起从初中升上来的袁莹格、陈飞扬那样比较拔尖突出，初中部的于主任评价说你是属于好饭不怕晚，你自己怎么看？

Y：其实我对自己的定位还是比较清楚的，我在好学生里面学习能力是比较差的，当然肯定是高于平均的那种，但是并不比这些优秀学生好，甚至要差很多。可以在同一学科的学习能力中看出来，我并不出色，尤其是跟我们那些从初中就升上来的老学生相比，而且我也没有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踏实。我比较庆幸地是我的一个兴趣和志向，让我在很多地方少绕弯路。比如说我在高三的时候就很明确的在想我以后要干什么，我就向这个方向努力。还有一个辅助的作用，是我广泛的阅读量，在美国录取这方面就比较有优势，当然跟美国的学生可能无法比拟，但是在我们学校的话，我的阅读量对我理解一些东西和在文科上的一些运用非常有帮助。

Q：也就是说跟那些优秀的毕业生相比的话，你的优点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你比他们要更专注于专业方向。那你是怎么确定这个方向的，然后在这个方向走的这么专、这么精？

Y：我觉得还是我的阅读量给我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观念，让我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给我提供了一个参照和一些帮助，可能在思维潜意识方面的帮助也会有一些，但是比较明了的一时还想不起来。

孤单的孟什维克：热爱国际关系

Q：刘博的学校以理科见长，理科优势大家是公认的，选择文科专业的同学相对较少，你是怎么坚持走到最后，并且拿到了伦敦政经等世界名校的文科专业offer？

Y：其实这样很孤单，真的很孤单，你想，我五年级就跳读凯博初一，一起走过来的同学像袁莹格、陈飞扬、迟淳天都认识，都是十来岁就很熟，在一个班一起玩，但是到高中第二年的时候，虽然朋友还是朋友，但是方向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就会比较难受，因为讨论不起来。他们之间感兴趣的东西和我感兴趣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已经比较明确的开始分方向了。比如我经常就在他们面前戏称我是孟什维克，这是源于俄国的一个党派之分，他们分成两大党派，布尔什维克是大多数派，而我这个孟什维克是少数派。虽然是这么戏称，但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我就是对它（国际关系）感兴趣，比如说我看物理就是不感兴趣、提不起精神。有时候上芳芳的课我都可能快睡着了，但我听美史课的时候，即便晚上睡很晚，早上我也能够起很早，听一上午也不累，我就是能到这样一个状态。

Q：还有哪些方面的因素支撑你走到今天？

Y：我觉得家长也是很大的一个方面，我妈妈就特别支持我。虽然理科很挣钱，但是我妈妈很支持我学文这条路，并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同时我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找到了这样的圈子，找到了一种归属感。还有我参加活动认识到的一些人，他们给我的帮助。综合这些方面的因素，促使我在自己选定的这个方向这条路上走了这么久。

Q：你刚才提到了有一点遗憾，这个遗憾主要是指？

Y：就是自己的朋友变少了，看着近，但实际上远了。比如说我和袁莹格在初中的时候，我们聊的可多了。她也看历史书，我爱看科学方面的东西。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她初三的时候就决定要学物理了，但是玩的都特别开心。可以高一的时候我再跟她一起讨论历史的时候会感觉到她不耐烦。跟陈飞扬讨论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也只是对时事政治有一点了解，他的理论并不是那么充实、那么深刻。他跟你聊的东西，你也不会那么感兴趣，也不一定能听懂。这些真的很难受。

Q：除了兴趣、妈妈的支持、参加的活动，还有哪些？

Y：跟老师也有一些讨论，我对每一个文科老师都很珍惜，下课就愿意跟他们聊。当时我高三时，我们的宏观经济学老师叫林sir，是香港人，很好的一位老师。我跟他讨论一些关于市场经济的看法。他会反馈给我一些对于社会的理解、聊人生。我觉得跟这样的老师聊天很开心。

Q：当时有没有想过换一个环境？

Y：有，当然有过，但是很快就放弃了。首先是在学校待了这么多年，如果因为一个新的方向确定了就选择走，这不太合适，我觉得情上自己难断，而且我母亲非常支持我在这里。另一个原因也是学校给到的我的东西，他教会了我怎么自学，那我自己学呗，我走自己的路，又不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也不会强迫我去学理科。

Q：有没有担忧，万一学不出来，怎么办？

Y：我还是比较自信的。虽然文科的录取率比较低，并且文科在高中阶段很难用一个量化的东西呈现出来。理科看的是智商和思维，文科看的就是阅历和人生经验。哪里见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国际关系博士提出一个观点很快就会被其他很多国家接受？你到了五十多岁成了一个外交官，干了几年，你教了多少届学生，写了多少论文之后，你的观点才可能被大家所接受。多少年头，学吧。

Q：是已经做好这方面的一个规划和打算了吗，耐得住寂寞？

Y：差不多吧，先做几十年的研究，不排除之后从政的可能性。

Q：那从这个方向来看，你也不服输，只要方向选对了就会踏踏实实的走下去吗？

Y：对，但是客观来说我还是很不踏实。

Q：相对于陈飞扬他们来说，你还是属于后知后觉吗？

Y：实事求是地说，我是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选定的，袁莹格不确定，但陈飞扬我确实能看出来，因为他比较喜欢看化学方面的书。但袁莹格、王宁萱、迟淳天他们的专业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不太清楚。这可能是因为价值观不一样，所以最终导致兴趣不一样。但是袁莹格、陈飞扬没有学文，这应该算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可惜。

Q：但如果他们两个也选择文科，你可能多了两个很强劲的对手啊，从这方面来讲不也是好事吗？

Y：那不是啊，因为从整个文科方向来说的话是有帮助的。他们都是智商很高，并且会为了学科方面地探究而奉献一生的人，并不是大部分学生那样的利己主义者。袁莹格上次跟我讨论的时候说她想做一个寻找一切真相的人，就是不管从事什么专业，她要寻找“透”。所以，如果我觉得她去选择学社会科学，她也会这么想。

学子共性：对权威的质疑

Q：你们这一批从初中一起升上来的毕业生，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个性？

Y：一个是对权威的一种质疑性。并不是说故意的去反对一些权威的东西，而是对这些东西进行思考之后去质疑它，并且进行理性的分析之后加以拒绝。当时在之前一个学校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请来一个讲师叫陈红艳，一个像搞传销的人过来给我们讲类似于心理辅导这方面的东西，让我们脑子里边儿想着那个东西，然后看着自己的手指头，用意念让它变长。当时我们正初三，是跟了刘博三年的这样一个班，算是资历最老的。我们是第一批敢于不听他的，当时就离场的学生，因为我们觉得听了没意义。我在我们班算乖的，但我都觉得这是在耽误我们时间。这些东西没有理论依据，只是靠大脑活动就能让自己的手指长五公分，这不可能的事情。讲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并且我们并不畏惧这样的权威。但是当时，那个老师就挑衅似的跟我们说，如果你不想听那就请出去。他本来以为能唬住像我们这样的学生，结果我们就带头全出去了。因为我们经过了理性判断这个东西听了没有意义，也没有理论根据。可能有些人觉得耐着性子听了也就听了，但是我们觉得耽误了我们的时间就是耽误了时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干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所以对类似这样东西的一种质疑可能是我们的共性，而不管我们成绩好的，还是成绩差的同学。这也主要得益于刘博为我们提供的环境，这可以说是学校文化中对个性的一种赞扬、对个性的一种提倡。虽然刘博的大物理制度很值得推敲，也就是他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听物理课。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给我们的一种自由化的思考，我们还是很接受的。

Q：还有其它共性吗？

Y：还有一点就是学生的言辞表达能力高于一般学校的学生。这得益于我们被强迫上讲台讲课讲了好几年。也就是即便你再菜，菜的都快要被淘汰掉了，但是三年你总是要会一些东西，通过三年的训练，你也要会一些东西。自学能力的话，我觉得因人而异，你比如说计算机，我看半天也看不懂，但是人家迟淳天看一下就懂。

Q：那除了共性的地方还有哪些个性的地方？

Y：每个人思维的不同就导致兴趣的不同。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导致思维方式不同，最终价值观也不相同。的确，虽然同样一个环境，但是很多人最终还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觉得以后只要有钱让自己过上安稳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但同样也有一些人是愿意为了学科、愿意为了社会做出更多贡献，愿意在推进一个学科的进步的同时推进社会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觉得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应该把它给改了，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把它放在那里就行了，告诉自己问题就是问题，然后不解决就行了，这样不行，我觉得不行。我愿意去做一些改变。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我也不是说功利主义就是错的，虽然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最后会导致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样的路，但至少我们学校还是有一些人，他们是为了学科为了更长远的一些东西。

Q：刘博曾经跟我提到一个观点，说是教育应该把每个人送到他们应该去的轨道。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你觉得学校有没有给到你们这样一个助力，就是你们原本可能就更适合那个领域，最终就帮助你们走向了那个领域？

Y：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虽然有时候大家对学校也有抱怨，但是学校至少做到了没有把大家变成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而是最大程度上保存了学生的一个独特性。

文书的写作：更需要协调统一性

Q：家里对申请结果比较满意，那你自己呢，对申请结果满意吗？

Y：我还是有一点遗憾。本来我申伦敦政经只是玩玩，还想去美国美帝国主义呢。

Q：为什么想要去美国？

Y：因为美国的文化相对来说要开放。另外，英国是三年的学制，我妈对这一点也不是特别喜欢。假如学一样多的东西或者同样的东西，那么三年肯定比四年学起来更累；假如不学一样的东西，那么三年学的肯定要比四年少。那么我肯定愿意选择多学一点，反正我比他们要小一岁，多学一年也没什么。并且我喜欢美国的社会，我去过美国，然后参加过他们的总统大选，觉得很有意思。学校想让我去伦敦政经，它一年在中国才录几个学生，并且排名在世界名校里更靠前。但是我自己还是倾向于美国，很想去达特茅斯，也是常青藤。因为，我想在大学里面不要一上来就学专业的东西，而是泛泛的学一些东西更好。但是得看达特茅斯要不要我了。

Q：你这个申请是不是也挺艰难？

Y：还行，不过文书改的有一点乱。因为吴博和刘博的建议老是撞到一块儿，我比较纠结，不知道怎么选。就像一个悖论一样，稀里糊涂。

Q：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如果两个人的观念总是撞车？

Y：一般就会往一块儿搓，搓到一块儿，结果这个也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最后还是得选择一个。这也好比是穿梭外交，穿梭于吴博和刘博之间，最后英国方面选择的是刘博，美国选择的是吴博。

Q：你这个赌的有点大。

Y：可能吧，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谁说的更好。我觉得都有道理，都说得很好。可能这个就是影响我最终申请的一个原因。

Q：那你需要做一个反思。

Y：确实是这样。

Q：你的录取结果出的比较晚，有什么影响原因吗？

Y：申请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的言辞没有像袁莹格他们那么强，所以导致我的写作比较吃亏。我个人觉得我有些言辞写的不好，请刘博或者是吴博在修改的时候他们就会潜意识的把他们的一些思想加进去了，他们可能也没有主动意识去加，但是潜意识当中就加进去了。这样反而使申请不好，最终思路就出现问题了，我觉得文书的写作更需要协调统一性。

Q：据我所知，你们每次修改文书写作的时候都要进行一个思维的碰撞？

Y：我就是那个被撞懵的人。

Q：你为什么还是会被撞懵呢，你都参加模联辩论那么多回了？

Y：哈哈，刘博的思维引导能力很强。他的建议虽然很好，但是他让我写一个跨时间跨度很长的文书，并且还要兼顾到很多细节，这对我的中文要求都很高，我即便用中文都写不出来，我的英语更加达不到。但是吴博会更加专注一件事儿，然后看一下通过这件事儿表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很直接，所以最后美国那个我选择了吴博的修改建议。

建议学弟学妹：尽早定方向

Q：你觉得你高中用的多大的一个力度呢，用尽全力了吗？

Y：我觉得用了七八分吧，有一些阶段使用了六分的力。有一些时间和精力放到了我的社团上、课活动上，不过我不后悔。

Q：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毕竟是有限的，你觉得你处理的怎么样？

Y：我觉得我处理的不是很好，有时候崩溃了。

Q：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这么做吗，你会处理的更好些吗？

Y：我可能会处理的更好，但我还是会这么做。甚至会为社团拨出更多一点的时间。

Q：高中阶段有什么遗憾？

Y：主要是社团现在的一个方向，不是向我最初期待的那个方向走。公立学校的社团和我们学校的社团是两种风气。公立学校的社团官僚性很强，甚至讲裙带关系，我比较反感这些。举个例子，有些学校他的模联社会把一个主要位置自己保留，而把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位置开放给外来社团，从而吸引一些校外的社团来参与，我比较反感这些。尤其是明面上的裙带关系，我宁愿以个人的名义去参加一下这样的活动，出于赞助的形式，但是绝对不会以社团的名义去参加这样的活动。也希望在这里告诉社团成员们不要向着那个方向前进。我相信他们最终会走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我也会作为一个守望者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为他们祝福。

Q：对学弟学妹有什么建议？

Y：赶紧定方向，趁早定方向。如果到高三了，还不知道方向，是很危险的。你自己所说的东西要找，要找到才行。自己还不怎么地，就说自己以后要学国际关系，知道外国的国际关系这个专业对阅读量要求有多高吗？一千字、几千字的论文要你写，写的出来吗？所以，赶紧想想自己以后要做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遇到问题想一想你要怎么解决？你的解决方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不是说一定要成为一个官僚或是精英，但你一定要去想想自己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然如果你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平庸的人，你不要求有什么样的工作和家庭，那没问题，你的方向就是这样，那你也照着这个方向走吧，多去注重你职业的东西，关注你个人的经济发展、投资理财，多关注这些。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不能盲目地去学。要有自己的方向，要有自己的路。